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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与李不识

带三个表 @ 2008-06-20 13:42:08 分类: 杂谈

今天一冒头，钱裂馅老师便发给我一个链接，后面还有一个“钱式风格”的注解：时评至少应该写成这样！

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确没文化。

我这么说肯定有一帮东北人站出来叫板：“小样儿，你找削呢？有本事你回来，我让你横着回去。”我们东北人也就这点本事。

作为东北人，我的确为这两个该去戏园子唱二人转的主持人感到脸红。这倒不是因为韩寒是我朋友我替他说话，而是觉得，东北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变化那么大，怎么就不见文化上有什么提高呢。我看不惯的是那种貌似贴着东北人的幽默标签的调侃透着脑残和无知。我相信这两个主持人基本没看过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些大师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符号——一个不能批判置疑的符号而已。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铆足底气去批判韩寒了。

我上次采访马未都，他说了一句反讽的话：毛泽东牛逼之处在于，他居然能让文物变得不值钱。在毛氏年代，除了革命和阶级斗争，其他都可以一钱不值。文学，比文物还要贱。

红色文学应该从延安建立根据地开始，那时候南京、上海等白区的进步青年作家像朝拜一样纷纷跑到延安，就跟现在很多文学青年纷纷跑到北京一样，希望实现自己的革命+文学的理想。1942年，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就把之后六十多年文艺与文学的基调定了下来。这个讲话的背景是整风运动，好多人不知道整风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去股沟网站百度一下，简单地讲，就是把看着不顺眼的人给灭了。《讲话》最后确定的基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做贡献。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定这样的基调倒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一批文学青年经过思想转变后，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了。

后来我们上学都的语文课本里的现代文，大都以这个基调来筛选的，文学性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作家本人的阶级立场，所以不能用梁实秋、林语堂或者胡适的文章。虽然古代不归现政府管，但在课文选择上也有一些倾向，如果是反应劳苦大众生活的文章，比如《卖炭翁》，如果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文章，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可以入选。

我们一代一代人都是学着这些课文长大的，那些符号化的作家们，那些被经典化的课文，已经牢牢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它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正确的，你不能去怀疑这些。这是文学被政治化之后让你做出的超越文学本身的选择。而你别无选择，你说它文学性差，就会投鼠忌器，人家会怀疑你的动机不纯。要是在文革期间，韩寒早给拉出去毙了。

韩寒这种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真不懂事，你看那两个主持人多懂事，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受过高等教化的。这就是目前中国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脑子总是被洗得如此清澈见底，像韩寒这样脑浊的孩子应该见一个杀一个。

由此我又联想到最近的含泪的余秋雨和江城子诗人王兆山，如果说40年代的那些作家还存在一个把野猪驯化成家猪的过程，那么现在的一些作家生下来就生活在猪圈里，而不是野猪林。投机和拍马已变成了本能。包括司马南，他也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投机拍马，更具迷惑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还会出来一批跳梁小丑，记住，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投机取巧在任何时代都有市场，赵高、屈原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不就是说了一句文学大师文笔不好吗，谁没有缺点呢。我们的脑子都坏掉，跟我们常常把某些人物神化有关，这里面有民间神化的，比如关羽、孔子、诸葛亮之类的。还有政治神化的，比如那些文学大师和傻逼偶像。从古至今，某种人物或事物被神化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自己无知，二是对所神化的对象缺乏了解。而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样占全了。中国之所以适合搞阶级斗争，搞运动，都是因为民众普遍具备这两个因素——点火就着。其实跟文革遗风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从来就有的东西。

从韩寒这次被媒体质疑让我想起了1985年有一个类似韩寒的大学生，他叫李不识，这个同学在《杂文报》上写了一篇《何必言必称鲁迅》，他说现在的杂文总是引用鲁迅的文字，到处都是“鲁货”，他不过是对当时议论文的语境提出一点小小的置疑，于是引起轩然大波，然后，文学界站出千军万马，对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口诛笔伐。你想想，在那个年代，鲁迅老师就是神啊。额地神啊，你这么说鲁迅那不是找死吗。最后，李不识同学不得不站出来道歉，估计如果丫不站出来道歉，下场跟范跑跑一样。

你现在看到了，二十多年过去，中国人除了物质层面更新换代，精神层面就他妈从来没进步过，说一句心里想说的话，做一件正常人想做的事情，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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