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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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0日的日志

带三个表 @ 2009-12-30 3:26:30 分类: 杂谈

2002年左右,我认识兰晓龙是在老六组织的饭局上,那时候老六还在现代拖拉机出版社工作,平时他身边都是各种文学兼文艺青年,我当年认识老六,他周围的人我只认识史航。1994年,那时候史航还在中戏念书,有一次黄金刚带着史航和王小力到单位找我,不久之后,这三个人就跟孟京辉弄出了一个《我爱叉叉叉》。

这一切都跟史航有关,认识兰晓龙也跟史航有关,那时候老六身边有很多“中戏系”的人,据说老六和史航第一次见面,谈起了电影,俩人都喜欢南斯拉夫电影《桥》,于是盘起道来,开始对台词。但十分钟后,老六便卡壳了,那些台词只能变成记忆碎片,结果史航一个人把台词背完。你可以想象得到,像老六这么贱的人,肯定会把史航当成心中的超级宠物。这样,老六的饭局,就多了很多“中戏系”的人,兰晓龙便是其中之一。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能喝酒,能嚷嚷,喜欢收集刀具,喜欢爬山,但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编剧。史航跟我说:“兰晓龙将来一定是中国最好的编剧。”后来兰晓龙也跟我说:“中国最好的编剧史航应该排在最前面。”您瞧这哥俩,中央戏剧学院的传统好像是喜欢禅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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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士兵突击》火了,我奉命采访兰晓龙。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兰晓龙,采访他那次也不过是第四次见面。见面后兰晓龙就说,别采访了,有什么可说的。采访中,兰晓龙问东答西,答非所问,我觉得有点别扭,我感觉他好像是成心不想接受这次采访,故意捉迷藏。但回家整理录音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需要的东西他全都说了——只是不是在我问的时候说的。我看着那堆文字有点疑惑,妈的,这采访是咋做的。

《团长》播出的时候,兰晓龙在西山脚下的一所医院住院,所以没有采访成功,后来他说,他真不想对《团长》这部剧说什么了,因为跟他想象的出入太大。正好赶上他生病,干脆呆在医院里不出来。

这次《生死线》播出,我跟制作方要了一套光盘,一口气看完,然后打电话给兰晓龙:“聊聊吧?”晓龙没有拒绝。因为有了上次的采访教训,我尽量不让兰晓龙飞起来,但采访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瞎侃,才能把他想说的侃出来。

《生死线》写于《士兵》和《团长》之间,是因为有人想让他写一个红色题材的电视剧,兰晓龙便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交给投资方,投资方看完之后问道:“党性哪里去了?”兰晓龙一听,既然这样那就算了。那时候兰晓龙还没几个人知道,《士兵突击》还仅限于文本状态,所以也没有跟投资方叫板的资本。但兰晓龙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剧本查阅了很多资料,不用的话太可惜了。你不是不用吗,我自己来。于是就有了《生死线》。这个傻逼投资方,你的悟性哪里去鸟?

这次采访,兰晓龙聊得很多,有问有答,条理清晰。他是目前少有的几个还有戏剧情怀的编剧,他很聪明,从来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像很多编剧,编出一个烂《奋斗》,就不知道天在哪里了,还嚷嚷要挣1000万。兰晓龙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他想挣钱,一年可以挣3000万,有根有据。但是他放弃了。有一次都要签合同了,一集六位数的稿酬,多诱人啊,但在签字之前他反悔了。他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还能坐在那里写字吗?”

之前我在博客里说过,看到十集之后我才明白兰晓龙究竟想干什么。

王:你也有种愤怒的情绪在里面?
兰:抗战不是胜利。就这样。其实《生死线》也是一样的,抗战是胜利吗?就这一句话,你可以去延伸出很多东西。我们要把抗战看成胜利的话,那真的是挺无聊的,《四世同堂》也是这么一个东西。
王:因为你要写胜利的话,就会有一个从失败到胜利的逻辑,但是你并不想在这个逻辑里往下走。
兰:对,不想。
王:那你最后想写的是什么?
兰:别他妈再来一次了。包括《团长》也是,别他妈再来一次了。
王:你说你喜欢收集武器,但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兰:我是个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我说的和平主义恰恰不是我们要躲避战争,不是这个意思。
王:你不想传达非黑即白的东西。
兰:乔治•简•纳森说过一句话:“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它与道义无关。所以在这种卫国战争状态下,再没有什么好与坏,忠与奸,都没有,我对军队的这种规则是非常同意的。你到了前线,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是保家卫国的话,像我这种思维在战场上就是多余的,你他妈打就完了,没别的事,这种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事,不要去讲道理。我们那个时候和日本人相比,其实我们失败恰恰就是讲这个道义讲那个道义,犹犹豫豫,当然国力和全民意识上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缺陷,但是还有一个很坏的就是我们还在吵嘴皮子,各种道义、逻辑全跑出来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论汪精卫的合理性,这是个很无聊的话题。老舍说的那种“腐烂的、亡国的文化”,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有很重的痕迹,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国力强了,大家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

这是我为什么喜欢这部戏的原因。

我们同事舒可文老师曾这样评价兰晓龙:“在贵国,只有兰晓龙的编剧还叫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