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珍爱生命,远离博客
带三个表 @ 2011-12-17 1:45:33 分类: 闲扯

看完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片子俗名应该叫“一个女孩和五个打飞机的男孩的故事”。这是我五年内看过的中文电影最好的一部——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把国产电影戒了。别跟我抬杠,因为可能好多你们觉得好的电影我确实没看过——免推荐。

忘了是谁说的,成年人很难写好童年的故事,甚至少年的故事,人到成年一般会忘记童年的感觉,会用经验回忆整理,如果把童年的感觉写出来,那一定是假的。所以,人在成年回忆童年或者青少年的经历,多半是不真实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能写到那份上,已经写绝了。

古尔布兰生在他的《童年与故乡》中有句话:“我四岁的时候,草比我高得多,别的东西我看见的很少,草里面确实很好玩的。”这就叫童年视角。有一次采访罗大佑,谈到了那首《童年》,他说:“像最后一段‘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我花了很多时间。虽然那段并没有把童年里最有趣的事情写出来,但是这一段里有童年里的一种视野,是长大以后去看,比稻草更高一点点,好像能够看到山的感觉。是人经过长大以后比较能够看到多一点点的世界的感觉,是稍微比六七岁更宽一点的视野,看到颜色,可以分辨天空了,我想把那种感觉写出来。”

有时候,仅有视角,没有那种早就消失的体验,还是不行的。作家尽可能用还原真实的感觉去描述过去,可以写得逼真,但未必真实。即使是成年人看到这样的描述,也未必认可,更何况小孩呢。

去香港出差,正好电影院里放《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香港的朋友建议我去看看。我当时正感冒,没心思去看,直觉中那一定是一部散发着荷尔蒙气味儿的青春片。后来看完,发现确实是这样。后来看到网上有人讨论,说咱们怎么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呢,进而谈到电影局审查制度。我觉得,即使没有电影审查,我们也一样拍不出来。每次听到台湾人写的歌曲,或者看到台湾人拍的电影,让人联想到青春或者励志,我总是会想,为什么我们大陆的人就写不好这类题材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我们没有青春,也没有励志。

如果说创作源于生活,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环境,一种是余华写的那种《活着》,讲的是苦难,台湾人写不出来;一种是石康写的《奋斗》,讲的是人际关系的故事。我们一直活在由人际关系构成的苦难生活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纯粹的东西都会被扼杀掉。所以,苦难与人际关系方面的题材特别好写。

如果再分析一下,人际社会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那一定是最基础的东西——制度决定的。据说,过去到北上广找机会,发现人满为患,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发现你有多大本事也不如有个有势力的爹妈。

尼尔·邮差先生没有来过中国,没有研究过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不然他的《童年的消逝》一定会重写。邮差认为,儿童不该过早接触成人世界的信息,那样对他成长不利,会让童年顷刻消失,长大后人格缺失,会在网上变成一个傻逼。中国人的习惯是让孩子早点长大,五六岁能变成小大人是懂事的表现。我没有分析这种现象是为什么,但直觉中觉得生存环境糟糕,父母都希望孩子翅膀早点硬起来。所以,中国历史上少年英雄故事很多。现在,好像很多做父母的意识到不该这样,但是发现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了,你还敢让自己的孩子这样,那不是害他吗。所以,还是从了吧。

垂直的社会制度,扁平的社会关系,让人没有童年,用《红灯记》里的一句唱词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或者,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大多与智谋有关,证明中国人非常聪明,谋与策一向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一个有知识的人辅佐没文化但有权力的人,必定形成一种权力结构关系。从孔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四处奔波,到后来刘墉、纪晓岚与皇帝斗智的传说,都围绕着这层关系进行。要学会揣摩别人,比如揣摩电影审查条例,然后再去写一个剧本。以后会不会有人拍一部《那些年,我们一起讨好的电影局》?

大概很多人看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都会有被拉回到少年的感觉,这里面有艺术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那种没消失的直觉,九把刀大概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再看我们写青春理想,基本上作者的署名都是二把刀——他真能写啊。

72 个黑猩猩响应 “与电影无关” 作为黑猩猩,我要说两句